文/ 胡涛 吴艳阳 图/ 沈海滨
为什么要碳排放交易？
2014年11月12日上午，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领导人于APEC峰会期间站在一起，宣布了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在这份获得全球掌声的联合声明中，中美两国都第一次设定了各自的后2020时代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都分别宣布了各自雄心勃勃的目标：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后其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届时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也将提高至20％左右；美国承诺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其实早在今年九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作为习近平的特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就已经承诺：中国的目标是给排放量封顶或“尽早”达到排放峰值。
有了目标之后，中国该如何行动呢？
在很多官员及专家学者看来，中国可以“师美长技”，以Cap & Trading （碳排放总量加交易）的方式减排温室气体。其实早在2011年，国家发改委即着手推动在2016年最终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系统。在此过程中，已逐渐建立起七大碳交易试点市场，通过设置各自区域的排放上限和排放权交易试点机构，以期达成在2020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45%的目标；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碳交易系统之前，获得宝贵经验。这七大交易试点市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深圳市、广东省和湖北省。这些试点项目的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气候政策的未来。
根据发改委公布的数字，截止2014年6 月2 9日，中国企业碳排放配额交易已逾8 5 6万吨，交易总价达到三亿三千八百万元，使得中国成为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碳交易市场。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必须关注碳交易背后的情况。以深圳为例，碳排放交易体系建立后曾一度释放出令外界兴奋的交易量和交易价的小高潮——头三个月内总成交额已经达到114000吨二氧化碳排放权。但随后的6周内，交易量一路下跌，总成交额只有惨淡的16000吨。中国碳排放交易，真的可行吗？
排放数据可信度几何？
当前中国碳交易最大的软肋在于监管。缺失了公共信息的定价机制是不透明的，排放上限或排放配额并不总是基于历史排放数据来制定的。还有，一些公司无法提供有关历史排放数据的详实记录，且监管者也没有去验证这些企业的排放量。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环保数据造假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近年来一些企业的环境违法方式已经从“偷排”转为“偷数字”，通过对在线监测数据动手脚，公然造假。环保部近日对去年脱硫数据造假的19家企业予以处罚，不少央企子公司亦在名单中。在脱硫数据造假的19家企业中，五大电力集团、华润、中石油、神华等央企子公司均上榜。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执法局局长虢鹏说，国控、区控企业都安装了污染在线监测设备，环保部门能对其进行24小时监控，仅从数据上几乎看不出任何问题。“其实对于这些数据我也不完全相信。
有时突击检查中看见设备在运行，但一摸机器还是凉的，很明显企业是临时抱佛脚。”虢鹏说。山东省环境信息与监控中心总工许杨说，通过干扰自动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对数据造假的方式主要有两大类10多种。一类是通过修改设备工作参数等软件手段造假，不达标的变达标。如实际监测的排放浓度是1000毫克每立方米，在软件计算时加个0.1的系数，结果就成了100毫克每立方米；另一类是通过破坏采样系统等硬件手段造假。在设备采样管上私接稀释装置，甚至直接拔掉采样探头、断开采样系统，致使监测设备采集不到排放的真实样品。
准确而可靠的碳排放数据是碳交易的根基。但鉴于不靠谱的排放数据间接估算方法和数据质量的一贯差评，中国官方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度长期饱受质疑。中国碳交易系统下的排放数据是通过用排放因子乘以活动数据如气泵数据而间接计算出的，并非经由仪器直接测量。原始数据都是由企业提供，问题是企业可以操纵或者在一定范围内少报数据而不被发现，因而这些数据的准确性也就难以保证。
如果官方数据源都不那么靠谱，中国碳排放数值的可信度有多少也就不得而知了。中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6月在其官方网站曝光广东省中山市横栏镇在工业企业统计上弄虚作假。国家统计局对横栏镇71家工业企业进行核查后发现，横栏镇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编报2012年年报工业总产值85.1亿元，经国家统计局核实为22.2亿元，地方虚报额高达62.9亿元。官方统计的可信度由此可见一斑。
官方统计的不可靠性将进一步导致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失去效力。不同于紧盯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着眼于单位GDP排放强度，根据企业的工业年增加值对碳排放配额进行调整，便可以让单位GDP排放强度维持在一个固定比例。但若准确的排放数据和GDP都不可得，排放配额从何谈起？
检验机构的能力和客观性如何？
排放数据需要被验证，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检验机构也需要相关证书来证明自己不是浪得虚名，联合国会对符合条件的机构进行资格认证和临时指定、核准。以深圳碳交易体系指定的7个检验机构为例，其中仅有2个获得了联合国官方认证，其余5个都没有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资质或经验。
检验机构还要保证工作的独立性，以确保能公正客观地验证排放数据。但如果这样的检验机构是由政府出资成立或本身就是政府的附属部门，验证过程就无法避开官方的影响。同样是在深圳，7个检验机构中有5个为政府下属机构，或由政府出资成立，这些机构的独立性有多大也就不得而知。
历史的经验教训汲取了吗？
早在1999年，美国就曾支持中国建立了二氧化硫排放交易试点项目。15年过后，如今这些交易项目都已烟消云散，中国在二氧化硫交易的前进道路上也依然步履艰辛。为什么在美国取得巨大的成就在中国就无法取得进展？我们在创立碳交易体制时是否汲取了足够的的教训？
当前中国最大的证券交易是股票市场交易。而股票交易最大的软肋在于监管制度建设。一个充满“老鼠仓”的基金、不如实披露企业信息的交易市场无法取信于股民。我们在创立碳交易市场时，从中学到了什么教训呢？一个对股票交易尚存在很多监管问题的监管体制，一个对人命关天的食品监管尚存在食品丑闻的监管体制，怎么能让我们对虚无虚渺的碳排放进行监管的体制放心呢？！
各地创建碳交易市场的动机纯粹吗？
为什么各地积极性非常高涨，地方政府都愿意打造 “碳金融中心”？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一场争夺全国或区域金融中心地位的卡位战。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上海、深圳、广州和北京纷纷提出“打造国家碳金融中心城市”这一口号。湖北省则走得更远，高调喊出要打造“国际碳金融中心”。其实，中国本来就应当是一个市场经济的统一、完整的大市场。但现在各地都在画地为牢，搞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严重分割，还导致了碳泄漏问题。例如，本来上海做好了，可以辐射到周边，可是苏州、杭州也要搞，当地企业就不会到上海来交易。交易所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是要搞市场经济还是要地区垄断？而且在上海淘汰的企业搬迁到其它地方，造成了交易所之间的碳泄漏问题。
有无其它的碳减排方案？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还远未充分准备好来迎接碳交易的全面开展。法律体制保障是实现碳交易市场的前提条件。只有我国实现了按照18届4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碳交易市场。
虽然碳交易目前困难重重，但有其它的一些调控手段同样可以实现碳减排目标。例如，开征资源环境税，特别是煤炭资源环境税。当对煤炭从消费的最初环节就开始征税时，减排就不仅仅是二氧化碳一家的事了，其他燃煤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家族和悬浮颗粒物家族都会被同时削减。在市场经济下，征税导致煤炭价格上扬，企业便会开始想方设法控制煤炭用量，采用替代能源；或者提高能源效率，如升级到超临界或超超临界锅炉和涡轮机。
此外，与碳交易手段相比，从前端征收资源环境征税还可获的大气污染物减排的协同效益，也更适合中国当前的国情。因为源头控制能以一种简单有效的一致方式减少污染，这比频繁出台各类互相打架的行业政策要高效得多。例如，为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规划目标，需削减二氧化硫排放8%。但电力行业最主要的减排方式就是烟气脱硫工艺，以石灰脱硫，工厂每减排1吨二氧化硫的同时会排放5.41吨二氧化碳，岂非收之东隅失之桑榆？如果采取前端征收资源环境税的手段，就可实现协同控制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获得协同效益。
结语
给二氧化碳贴价格标签尽管为提高企业的减排意识立下良好开端，但考虑到中国缺乏可靠的排放数据和良好的法制环境，碳交易试点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由于国际清洁发展机制市场的瓦解，欧美碳交易市场的崩溃，中国的碳市场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国似乎也被很多人视为国际碳交易市场最后的希望。这其实是对中国不且实际的期望。与欧美相比，中国缺乏法律传统，无法做到交易的公开、透明、客观、公正。
从政策可行性的角度来谈，资源环境税比碳交易机制更为有效。通过完善资源环境税，政府可以使碳排放成本成为可预测性的变化，企业则可以基于自身发展状况确定未来产量并采取相应的能源节约技术创新。除此之外，资源环境税可以有效避免排放指标分配难的问题，政府由此得以依据经济状况，通过调整税级的方式，灵活完成减排任务。因此，相较于碳交易体系而言，资源环境税更适合中国目前的国情。
作者单位：世界自然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