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亚 立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肇始于１６世纪初的宗教改革是基督教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这次宗教领域的重大变革同样全面地波及深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欧社会。然而，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宗教、文化，任何重大变革所造成的结果总是基于个体变化的累加体现。因此，立足于个体所受影响的分析在研究社会转型时应作为一个重要的视角。从这一视角展开宗教改革对西欧社会影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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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宗教改革；影响；个体；西欧社会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６５－２２７２．２０１5．06．０36
西方文化根植于深厚而悠久的基督教传统，无论是个人的精神塑造还是公共领域的行为习俗，都深深地被打上天主的烙印。千百年来，正是在神之国度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式交互影响下，欧洲的物质森林与思想原野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然而回到几个世纪以前，当平凡的人们仅能通过寻求教会和僧侣的宣判去拯救自己那被动而卑微的堕落时，那些高高在上的世俗者却凭借着他们坚定而精明的算计，在上帝之光的阴影处开出了蔚为壮观的恶魔花园。教会浊流不堪，社会亦停滞不前。正为此时，宗教改革如一道天明的曙光泛起，拉开了近代欧洲的白幕。它以其釜底抽薪的特性，不仅改变了宗教理念与宗教生活，还由此极大地渗透进世俗的方方面面，推动了日后西欧社会的转型。
１ 宗教改革的背景与动机
在经过了早期罗马帝国皇帝的血腥镇压之后，基督教从迫害与苦难的境地里爬起身来，并通过世俗帝国瓦解的幸运和驯化蛮族的孜孜努力，最终成为整个西欧的精神至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世俗的无上权威。正如一个因生存无望故揭竿而起的农民最终踏入金碧辉煌的王者之殿一样，基督教神职人员中的不诚者似乎也已被眼前大把财富与利益的诱惑洗去了其踏上征途的初衷。位尊其上的安逸最终带来的是自然欲念的生发与膨胀，在本能与繁杂教义的撕扯中，教士们变得腐败而罪恶，他们不顾一切地寻找与创造捞取财富的机会，即使利用本应无比纯洁而神圣的信仰作为借口也在所不惜。
当其时，以宗教生活为中心的普通人将获得救赎作为其重要的人生目标，救赎不仅作为对此生之罪（至少是原罪）的赦免，也被看做是对来世及永恒之灵魂幸福的许可。然而，虽然上帝才是灵魂能否得救的最终根据，教会与神职人员却以凡人与上帝之间中介者的角色，垄断了《圣经》与上帝之意的解释权与宣判权。这种格局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教会组织的大权独揽与普通人阅读《圣经》文字的障碍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如此情形之下，坐拥便利的中世纪教会提出了罪人称义的“神人合作说”，即凡人是否获得救赎，既来自于上帝的恩典，也与人后天的所作所为有关。这些后天的道德努力被称为“善功”，而将何种行为视作善功的解释权自然又落入了教会的手中。
中世纪以来，教会对于善功的认定与阐释层出不穷，不论是朝圣、参加十字军东征，还是购买赎罪券或圣徒的遗物，只要是能够从中获得现实的利益，教会便乐意做这种披着神圣外衣的肮脏“交易”。长此以往，不仅普通信徒的负担加重，也让那些虔信基督的人看清了这个上帝的世俗之国早已腐败不堪的真面目。最终，１５１７年，在多次的赎罪券骗局之后，对教廷的种种行为早已积怨不满的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大声发表自己对教义的不同理解。马丁路德此行的初衷主要在于净化教会组织，彻整几个世纪以来的腐化与堕落之风，然而紧随这位破除罗马教廷权威的先行者之后，各地的宗教改革运动相继而起，最终汇成一股完全改变整个欧洲宗教乃至社会面貌的变革洪流。
２ 改革主旨与新教精神
马丁路德认识到，教会如今的堕落与罗马教廷现行的权威教义分不开，而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然要作出教义上的理论革新。马丁路德提出的核心理念概括起来便是“因信称义”，针对教廷的“善行称义”说，马丁路德更加突出信仰的独尊地位。马丁路德主张“信徒皆为祭司”，即所有基督徒们都能通过自身的虔诚信仰而与上帝直接感应，教会等中介者不再成为必需；同时马丁路德不仅指出信徒们获得信仰与信义的唯一途径是亲自阅读并理解《圣经》，还首次将《圣经》译为德语，以供他的同胞阅读。除此之外，马丁路德在救赎方式上提出的“唯恩典说”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解释认为信徒是否能在来世得救，最终依靠的仅仅是上帝的恩典，而与现世的所作所为无关，尤其与那些虚假的教会买卖无关。这种唯恩典说后来在加尔文教派中发展成为一种“预定论”，即认为信徒的灵魂仅靠上帝的恩典得救，而谁会被上帝拣选并授予恩典则是上帝预先就裁定好的；人们无法揣度上帝这个无限者施礼的缘由，然而却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确证，那便是辛勤的工作。因为蒙上帝恩宠的人在世俗中也应是能够取得成就的人，这种成就就体现为财富的积累。这便是加尔文派对日后社会变革起到最深远作用的一项教义。
３ 宗教改革对信徒个体的影响
在马丁路德改革后的教义中，唯信仰、唯恩典、唯圣经的“三条目”无一不是对每个信徒自身产生重大影响的变革，也无一不是针对之前顽疾弊病的整饬之方。
宗教改革以前，普通的信徒无法直接与上帝产生联系，他们必须通过中间人，也即上帝的“代言人”——教会，与自己信仰的终端挂上依靠。在这种模式下，神职人员高高在上，而普通信徒们无比卑微。信徒们最初经由教士们的宣讲而入教，作为一介普通平民，他们追求的或许是内心彷徨之时的依托，或许是远离当下苦难的来世幸福。而当他们作为信徒入教以后，教士们成为了上帝与基督的“传话人”，一切基督的谕令都由教士阐解，一切基督赞美和痛斥的行为都由教士代为提倡和责罚，而一切该做与不该做的行为，甚至进而一切的幸福与不幸福，都掌握在了教士这个中间人的手中。因而信徒们从一开始便显得战战兢兢，他们害怕教士们告诉他们无法配享来世的幸福，因为教士的口中说出的便是上帝的旨意；他们也显得被动，因为他们无法去主动探寻这个信仰世界里的奥妙，《圣经》作为所有圣恩与责罚的秘密向这些不懂天国之语的人们永闭；他们更显得卑微，因为教士们作为离神更近的人自然位尊一等，作为只能恭听圣谕的底层信徒，他们连亲闻“天音”的资格也没有，只能贱从地接收中间人的传递。
因而在那个年代，大部分普通信徒显得被动、卑微，面对威权只能战战兢兢地跟从。而路德的教义革新则正好扭转了他们的处境，进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他们的性格。
正是由于信仰的独尊，使得每一个虽无知却虔诚的渺小人物变得纯洁而伟大，在他们的头顶，不再是事事需对其“察言观色”的指示者，而只是那个他们所真正信仰的上帝。中间人的必需地位被取消了，被取消的还有徘徊于他们内心的惶恐和自卑。上帝与他们同在，因为是他们自己选择站到上帝的身边。
而恩典的再次强调使得他们免于被教会以信仰和救赎的堂皇借口奴役，他们不需再由于害怕无法获得救赎的恐惧而作为那些高高在上者谋取自私利益的工具。只需借着信仰，仅仅自身虔诚的信仰，就可以有希望得到救赎。由于不再盲信教廷阐释的赎罪手段，随之而来的种种世俗压力从他们身上减轻了，信徒们得以将对信仰的热情集中于这种精神本身。
而信仰的声音永远只在《圣经》中浮现，路德及其后来者终于将这个装满了圣恩与责罚的宝箱开启，示予信仰上帝的每一个人。也正是因为所有信徒们都能够直接从这部圣书中得到指引，他们内心之前所有的疑虑和恐慌才彻底消失殆尽。他们不再担心教士们有所保留，不再担心将来会被从天而降的律令所惩戒，因为所有的文字都清楚明白的呈于纸上，此外无他。这种境况的改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削减了信徒们对于人事与官僚权威的仰仗，因为从此那个传话的尊者不再，他们的所有崇敬与尊奉全部归于抽象的上帝、律法与圣经。
由于信仰权威的重新树立，众生更加趋于平等，信徒们性格中的自卑、彷徨、被动等因素都随宗教事务的变革而趋于减弱，取而代之，正在趋于形成的则是一种基于平等的独立、自信、坚定、敢于批判和富有荣誉感的性格。在此之上，加尔文派的教义也在不同的教徒身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加尔文强调上帝恩典的预定，即上帝在先前就已对哪些人能够被救赎作出了裁定，这种预定的结果不以现世的所作所为而改变，而每个人所能做的只是通过不懈的辛勤工作验证自身是否在将要被拯救的那些人当中，并在荣耀上帝的同时加深这种信仰。由于教徒们总是向往得到来世或永生的幸福的，因此这种教义使得每一个信徒都努力地通过辛勤工作这种世俗行为来确证自己的未来，并且那些本来就辛勤劳作的人们为了证明并荣耀自身被选定的资格进而更加卖力地工作以展示自身。这种通过信仰向世俗输出的转换使得社会增加了可观的劳动力，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前的信徒中，参加世俗事务是并不被如此地提倡的，相反，他们认为参与世俗劳动有可能降低信仰的力度。同时，世俗的劳动不可避免带来的是财富的积累，在之前的理念中，信徒们主动寻求财富的增添是件被斥责的事情，圣经中便有表达出对有钱人的厌恶。而在加尔文这项教义的指导下，信徒们不但对世俗工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并且对财富积累的看法也发生了大转弯。由于辛勤的劳动可以比常人获得更多的报酬，因而积累财富更多的劳动者也便被当作了更加勤奋的人，进而随之蕴含着对抽象的财富的肯定。
宗教改革以前，信徒们的生活主要被宗教事务和信仰的理念所主导，在某种程度上，个人生活的中心不再归于自我或世俗世界，而在于天主、教会和彼岸，生活中与信仰有关的各种冗杂事务被当作首要对待，而余下的时间则只要做些仅保生存的活计就已足够——因为在当时这无关永恒的福祉，或许在当时的条件连当下的福祉也无法保证。加尔文改革以后，信徒们对待世俗工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将自己在俗世所进行的工作看做一种“天职”，认为这种当下的工作是确与他们所信仰的上帝紧密相关的；辛勤的劳作与财富的积累不再仅仅作为世俗的范畴，它们也在宗教的价值观上被视作能够荣耀上帝的美德。此时，一位生于加尔文教义下的普通信徒若想得到灵魂的救赎，只有通过勤俭与劳作的尝试来渐渐解开上帝对自己的这一尤为重要却秘而不宣的裁决。上帝的决定永远是对凡人沉默的，但教义阐释：被拣选的人在此世一定也是具有勤劳特质，且能够在财富上有所成就的人。这样，信徒只要通过展现自己的节俭、勤劳，并进而积累起一定的财产，便能在信仰中向自我确证：我确实具有这种特质，因而我是蒙上帝拣选的那一个。同时，正因得到了这种自我肯定，信徒们更加光荣地延续这种勤奋的作风，在向他人彰显的同时，也是在感恩、取悦并荣耀上帝。而即使是那些懒惰的人也并没有绝望，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没有去主动探寻上帝对他们的判决而已，假以时日，当他们对此关心并行动起来，客观上依然为个人及社会创造了财富。
个人精神特质潜移默化的转变最终也会带来集体观念的变化。通过宗教改革，信徒们人人在信仰与上帝面前获得了独立与平等，凌驾于个体与国家之上的宗教威权被削弱，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民族同胞一起默默地耕耘与工作着。进而，对于抽象事物的尊崇与肯定将再次超越那些实在的权威。在信仰的领域，倒掉的是教廷，立起的是圣经；而在政治的领域，倒掉的将是统治者，立起的是法律。
４ 总结
宗教改革之所以如此深刻地改变了在它出现之后的西欧社会，前提在于西欧社会与基督教密切关联的传统，因此，通过基督教教义的变革，它彻底改变了广大信徒们的宗教生活，进而也彻底改变了所有人的世俗生活。宗教改革通过一系列教义的提出，解除了教会对于阐释经典的垄断与对宗教事务的控制，极大地打击了教会的权威，使普通信徒原本在教会权威之下所显露出的被动、卑微、战兢与彷徨等特质转变为更加独立、自信、坚定和敢于批判等性格。在这种性格被塑造的同时，改革后的教义也更加强调世俗劳作和灵魂救赎的关联，从而使得信徒对宗教的虔诚有益于世俗经济的发展，这种个人对于工作、进而演变成的对于财富的追求也在相当大程度上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国家与罗马教廷关系的切断也更加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崛起，而在宗教改革之后，人们更易接受的不是统治者、宗主等具体事物，而是法律、国家等抽象事物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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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１ 赵林．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进［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２ 赵林．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Ｊ］．学习与探索，１９９４（５）
３ 谢标．１６世纪宗教改革与英国近代政治观念的演变［Ｊ］．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２）
４ 李健全．神圣化的世俗世俗化的神圣——兼评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Ｊ］．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５）
５ 孙宗伟．论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Ｊ］．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２）
（责任编辑 何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