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出师表》以恳切的言辞，针对当时的局势，反复劝勉刘禅要继承先主刘备的遗志，开张圣听，赏罚严明，亲贤远佞(nìng)，以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表现了诸葛亮“北定中原”的坚强意志和对蜀汉忠贞不二的品格。就当时形势分析，且不说蜀魏两国实力悬殊，仅“劳师以袭远”这种策略也是兵家之大忌，但诸葛亮仍坚持铤而走险，(先后六次统兵伐魏)并表现出百折不回的意志，其根本原因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是先主刘备的遗愿。后主刘禅尽管昏庸无志，(“乐不思蜀”的典故足以显示他的人品)诸葛亮还要竭忠尽智的辅佐他，尽管刘备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诏，他也不存半点僭越之心，因为后主是先主的遗孤。“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是诸葛亮出师北伐的精神力量，也是他后半生全部活动的精神力量。
诸葛亮为蜀汉基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蜀汉建兴五年（227），他率师北伐，在出师前写下这篇表文。阅读本文应着眼于“出师”这两个字。具体地说，一是要看诸葛亮对出师后国内政事的安排。诸葛亮跟后主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关系，又是辅政者与被辅政者的关系（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这次出师时，刘禅只有20岁，昏庸无能，不懂得治理政事；如果出师后国内政局不稳，前方必然会受到重大影响。因此，出师后的国内政局就成了辅政者诸葛亮最放心不下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此，诸葛亮在这篇表文里一面劝勉刘禅开张圣听，严明赏罚，一面又向他举荐人才来管理“宫中”“营中”之事，并殷切地阐明亲贤远佞的道理。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国内政局稳定，有了“平明之理”，诸葛亮才能无后顾之忧，可以专力伐魏，可见讲治国大计和政事安排正是为了出师。二是要看诸葛亮怎样说明出师的理由。北伐的决策，实际上是诸葛亮的决策。当时在蜀国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些人持静观态度，“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反对立即出兵。在这篇表文里，没有重提这种争论，只是对出师原因做了适当的说明。这种说明没有反复陈说得失利弊，而是抒情言志，作者把“北定中原”看做自己“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为此，他历叙自己的身世，从“躬耕”说到“许先帝以驱驰”，又从刘备的“寄大事”说到这次北伐的决心，其间五次提到“先帝”，表达自己的“感激”和“忧叹”之情。这种方式既能打动君主，又有利于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